都市村官赛财神 靠卖地富得“流油”

都市“村官”堪比“土地财神”，“小村官”需要“大监管”

——都市里的“村官”扫描之二

新华网广州10月9日电  北京朝阳区纪委责成罢免为儿子摆豪华婚宴的“村官”引起了人们对都市里的“村官”的关注。作为村居自治组织的管理者，村干部“不是官而胜似官”，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城中村”“城郊村”，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一套人马的情况普遍存在，随着城镇化集体经济迅速膨胀、尤其是坐拥巨大的土地财富后，“亦官亦商”渐成“通病”和“顽疾”。

都市里的“村官”掌管着巨大财富

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大批的“城中村”“城郊村”，不少地方经过村改居“休克改革”后，名义上已成为城市里的社区，实际上却继续管理和经营着体量相当庞大的集体经济，尤其是土地财富。

在珠三角地区，因乡、村待遇得以在城市中轻松获得集体土地的自由裁量权，一些都市里的乡、村依托寸土寸金的土地财富迅速积累了可观的资产，一个村（社区）集体资产少则几千万元，多则几十亿元。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截至2011年，该区村居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资产达260亿元，集体经济组织可支配收入51亿元，社员股东当年的人均分红超过3100元。

而在北京，在五环里拥有大量土地的几个乡，如“婚宴村主任”马某所在的来广营乡、守着东北三环宝地的太阳宫乡以及小红门乡等，这些乡下辖的一些“都市村”，仅靠出让集体土地都已富得“流油”。

在这些“都市村”中，拉动基层发展的“三驾马车”——党组织（党支部）、自治组织（村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多由一套人马运作，职能混淆。这种“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使庞大的集体经济组织“绑架”了自治组织，导致自治组织重经济发展而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坦言，过去，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基层村居有发家致富的需要，社区组织确实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上了。以南岭社区为例，截至2012年，社区集体净资产达到13个亿，村民人均纯收入15万。在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这些村庄治理的能人往往也自然而然同时成为基层三个组织的负责人，张育彪除了担任社区党委负责人，同时还是居委会主任和南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

在如此庞大的集体经济蛋糕面前，因分配问题导致的利益纷争日趋增多，容易滋生各种矛盾和腐败，而一些掌握着村治大权而又没有硬约束的村干部，也就陷入了权力寻租的深渊。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叶前责任编辑：NN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