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西安轻工业的发展历程，蝴蝶手表厂是绕不开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的西北地区，蝴蝶牌机械手表是时髦的定情信物，表盘上的蝴蝶标志见证过许多年轻情侣的浪漫。如今的西安少陵塬下，曾经辉煌的蝴蝶手表厂已成为一座废弃的工业遗址。关于蝴蝶表厂的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只剩下一些散碎的片段，那群背井离乡来到西安支内的上海手表厂老师傅，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那批全国领先的进口设备连同许多过往一同消失在时间里。
80年代起，日本电子表异军突起，猛烈冲击着以瑞士为代表的机械表市场，这场机械表与电子表之争也波及到了国内。彼时国内正值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尚处在鼎盛时期的蝴蝶手表厂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在1984年前后，一批由西安手表行业组成的访问团曾赴瑞士考察，为当时的手表行业寻找出路。
本文根据当年赴瑞士访问的蝴蝶表厂副厂长、陕西表壳厂厂长的见闻梳理而成。了解过去才能理解当下，蝴蝶手表厂之后的衰落虽然并未因这次瑞士访问改变走向，但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帮助读者从当时的外部环境理解蝴蝶手表厂所处的时代，并试图勾勒出彼时的国际手表市场是如何冲击偏居一隅的西北第一大手表厂。
注：西安蝴蝶手表厂原名国营红旗手表厂，1987年7月改名为西安蝴蝶手表厂，文中所涉及两个名称均为同一家厂。
大约在1984年，以红旗手表厂为代表的西安手表行业，组织了一次去瑞士考察，当时除了红旗手表厂，还有风雷仪表厂以及配套厂的负责人一起去的。李云殿当时是红旗手表厂的厂长。
那时全国的手表行业发展如火如荼，但随着改革开放，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这次出国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西安的手表行业寻找方向。在谈瑞士访问之前，有必要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
1、利大税大的手表行业
你们现在可能没法理解，当时全国正在发展轻工业，手表行业是利大税大的重点行业。像西安的红旗手表厂，是唯一一家由轻工部直接投资兴建的，规格相当高，当时花了75万美元进口关键精密加工设备，直接从钟研所及各地抽调技术人员支援，上海手表厂专门支援了100多位老师傅和各车间的骨干。别的表厂都是地方自己建的，像北京、上海、天津。红旗手表厂也是西北最大的一家手表厂。
为什么要强调手表行业利大税大呢？其实就跟当下追逐GDP是一个意思。蝴蝶表厂1968年筹建，1972年正式投产，后来年产能在100万只左右，按照当时的标准算是大型企业了。到1988年，蝴蝶表厂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0.2亿元，累计实现利税4.7亿元，为陕西的轻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是无法磨灭的。
手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很赚钱，最早的ss1型手表，上海的制造成本最低，8块钱一只，蝴蝶表厂的成本第二低，11块钱一只，接下来是天津东风手表厂，12块钱一只。当时一只手表最高卖到120块钱，相当于有些工人半年的工资，减掉成本剩下100块左右，都是利润和税。那时候蝴蝶表厂基本上是满产满销，工人们加班加点地赶生产。
机械表行业的税收当时定的是43%，利大税大，也激发了全国各省市建手表厂的热情。从开始的十几个，到后来少说也有上百来家吧，蝴蝶表厂还提供技术力量，支援其他地方建厂，像延安、汉中的表厂。石家庄（表厂）因为生产不出零件，还常常跑到厂里来求援零件。这样盲目发展扩张产能，也导致了之后市场迅速饱和，很难说不是之后手表行业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为了便于手表产业的发展，轻工部就组织会战，研发出了统一机芯，蝴蝶表厂的高工高振华就参加了全国设计统一机芯。这样一来，各个厂都用一样的机芯，便于互相补充调度。
后来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手表从单一的计时功能发展到款式和功能的多样化，各厂又在统机的基础上发展出单历、双历手表。统机的机芯太大，我们厂就重新设计了一款15.3mm的女表，表盘有指甲盖那么大，这是全国装配直径最小的一款手表，但这款女表没办法实现规模化量产，最后只能叫停。
这时候从深圳那边也传来了一些电子表，厂子里有些人去了深圳，批发点电子表，卖得便宜，走时也比机械表准。
2、瑞士访问见闻
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安的手表行业组织了这次瑞士访问。
在国内的时候，西安和上海、北京、天津的手表制造工艺算是第一流的水平，1970～1981年，在全国手表行业12次质量考核评比中，蝴蝶表厂曾8次名列前三名，7次获走时第一名。
这次出国，我们参观了瑞士的电子表生产线、多工位铣床、主机厂、自动机床厂及钟表展览馆，也了解到了瑞士面对市场形势和钟表行业发展的看法，说实话和国内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瑞士人干活特别严谨，整个机械加工的工序流程一丝不差，当时我们在外面参观，瑞士的工人都在低头干活，并不受影响。要是在国内可不一样，都站在里头看。而且，瑞士人到点就下班，5点一到把东西搁好，开车就回家，没有像在国内，下班时间再多干点，走得越晚越好。瑞士人礼拜六礼拜天商店也不开门。
当然最重要还是整个手表行业发展模式上的差别。国内的手表行业大都是全能厂，大而全，比如西安要造手表，有专门的表壳厂造表壳，专门的钟表机床厂来造设备，连扫地的都配套，所有的东西都是齐全的。
但瑞士不一样，瑞士的许多工厂配备的人员并不多，他们都是只把握住关键的那几步，轴承是瑞典的，液压件是美国的，很强调专业分工，基本没有大而全的全能企业，更没有办社会的企业。当时瑞士的电子表厂，线路板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已经像电影胶片一样，效率非常高。我们在瑞士就看到了新研发出来的三代电子表“斯沃琪”，瑞士人送了我们一人一块“斯沃琪”（SWATCH）的样机，我那块表走得还挺准。
瑞士号称“钟表王国”，机械表特别厉害，但许多人不知道电子表的鼻祖也是瑞士人。瑞士人最早研发出电子表，但没有看重它的潜力，过高地判断了电子元器件的难度，就还是继续做机械表，他们的老师傅水平都很高。结果电子表技术被日本引进过去继续研发，慢慢地降低石英电子和微调电容的成本，当时手表就是个计时的工具，电子表的精度高于机械表，这整个就把瑞士打垮了。我们去的时候，电子表在国际上大概能占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吧。面对这种情况，瑞士财团举全国之力扶持电子表发展，通过三代电子表“斯沃琪”抵挡住了日本的攻势。但瑞士人一直没有丢掉机械表，所以最后日本的电子表虽然从量上打败了瑞士，但瑞士的机械表价值一直很高，这就是它的工艺水平支撑着。反观我们，哪个也没学成，电子表没学成，机械表也没做到最高档。
3、机械表与电子表之争波及国内
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内的机械表厂当时已经发展上百家，现在整建制保留且依然在生产只有天津手表厂，为什么这么快全不行了？这当中有许多原因。盲目发展是一方面原因，电子表的冲击是另一个很大的原因。了解了国际上的情况，再来了解下国内的。
电子表的出现对机械表市场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当时，电子表的优势很明显，走时精度高、机芯尺寸小，便于变换各种花色款式，这些都是机械表无法比拟的。机械表还有个特点，就是表壳要随机芯走，能够研发的款式和花色相对有限。深圳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组装厂，是从香港直接进口的电子表机芯，由日本生产的2035型号电子机芯，挂牌价只要6块钱。大大小小的组装厂，弄10来个装配工人，把表壳表针表带一扣，一天加加班七八百的量就上去了，而且不费什么成本，租一间屋子，弄几张桌子。像国营的机械手表厂，从头到尾建一个表厂，人、设备、厂房都要花钱，一只手表除发条、游丝、宝石轴承，连一个螺丝都是自己生产的，成本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而且当时机械表的税还是43%，电子表的税只有14%，深圳特区的电子表组装厂在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同时享受三来一补、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这是当时像蝴蝶表厂这样的国营手表厂是无法比拟的。当时的要求是电子表要70%内销，30%外销。但是几乎所有的表厂都愿意卖给国内，比如一只飞亚达电子表国内卖到198块钱，国外卖得很便宜。为了抵挡电子表的冲击，当时轻工部组织在北京建立前门器件厂，专门生产电子元器件，北京、天津也分别建立了电子手表厂，但这时候再去重新研发电子表，已经落后太多了。日本人把步进马达微调电容加上钱赚够了，我们再拿用别人的机芯装好的表去竞争，已经不太可能了。其实60年代的时候，国内和日本的电子水平是不相上下的，文革这一耽误，落后日本20多年。技术的发展是要靠踏踏实实去干的，这些技术上的差异，凭借个人在当时是改变不了的。
当年动员上海的老师傅来西安，那些人拖家带口100多户，机修、理化、装配、自动各个车间，还都是主要领导和技术骨干来支援的，他们连煤球都运来了，挺不容易的。按当时三线建设的要求，在长安区（当时为长安县）选址，但现在来看，由于地处农村，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无法利用城市可提供的道路、水、暖、电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一切都要动手自己建设，全厂800人为后勤辅助人员，邮局、电影院、小卖部、女职工哺乳室一应俱全，这些也间接成为蝴蝶表厂转型的桎梏。在电子表的冲击下，各地手表厂只能转型自救，蝴蝶手表厂跟西光厂合作生产了“华山AE-2”型135快门，快门也是计时器件，加工精度略低于钟表加工精度，所以后来用表厂退役的闲置设备成立了快门车间。钟表机床厂成功开发了卷烟机和接咀机，开始介入烟草行业。表壳厂生产了台式轻印刷机。宝石轴承厂的转型最成功，跨行业开发了“太阳牌锅巴”现在还在。
随着时代发展，连同蝴蝶表厂在内的钟表行业，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代人的青春也随风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