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 韩国的首尔城也有座邙山。2000年前后,洛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赵振华前往韩国首尔参观其国立民俗博物馆时,听到了一首丧歌:“死去的亲人啊!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啊!你要去邙山,你到了那里,就永远回不来了……”。他忙问韩国翻译:“邙山?他们唱的是邙山吗?”翻译说:“是呀,死人都要去邙山,要住在那里的。”
韩国学者金周昌认为,韩国人“魂归邙山”的观念可能起自中国唐代。据文献记载,当时洛阳太学3万人,其中韩国留学生约占十分之一。他们之中未能回国,客死异乡的200多人被合葬在邙山,称作“韩园”,其他学成回国的学生不仅带回了学术典籍,也带回了中国的风俗和礼仪,将首尔附近的一座山命名为“邙山”,一条河命名为“洛东河”(即邙山东面的洛河)。
邙山不仅让韩国留学生魂牵梦绕,也是唐代诗人反复歌咏的题材。《全唐诗》中,关于北邙的诗词比比皆是。诗人王建《北邙行》中写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这说明至少到唐代,邙山的陵墓数量已经呈现饱和状态,“几无卧牛之地”的说法绝非一句虚言。自那时起,“邙山”或“北邙”这两个字,从一个事实上的古墓群所在地,渐渐转换成为一个人生归宿的代名词,从一个地理概念,被引申成为一个人文概念。从西晋时期张载的纯客观描述“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经过唐诗时代的大规模浪漫洗礼,到清末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到黛玉之死时,已成为纯主观感叹,如李纨叹黛玉“小小年纪,便做了北邙乡女”。今人在编撰《辞海》时,干脆下定义为:“邙,亡人之乡也”。也许,比起遥不可及的天堂和阴风惨惨的地狱,邙山听起来更加温暖、可靠而又具体,不带有宗教或道德批判色彩。让逝者重归大地,在木材、石料、陶瓦乃至珍贵的金银珠宝簇拥下长眠,更符合古人“天人合一,事死如生”的观念。
可是在辽阔的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像邙山陵区这样的台塬比比皆是,论风水地势及土质,邙山也不是葬地的唯一选择。然而唯独邙山,成为“亡人之乡”,为什么?
寻山觅龙
邙山属于崤山支脉,起自洛阳孟津,终至巩义河洛交汇处(下),绵延100余公里。山虽不高,但蜿蜒而绵长,是“中龙”主脉的聚结处,乃绝佳葬地之选。历史文献中,从周公营建洛阳城到西汉灭亡,邙山一直名不见经传。那一带更多被称为“郏”或“陕”——这个字形象地说明它的位置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洛)之间,屏障洛阳以免遭黄河水患。甚至在东汉光武帝刘秀营建寿陵时,也压根儿不见“邙山”二字。而东汉灭亡之后,尤其是两晋文献中一下子出现了大量的邙山、北邙字样,唐之后更涌现大量与邙山相关的诗词歌咏,这又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让人越来越迷惑,但可以肯定的是邙山地位的显赫是在东汉之后。那么,东汉及至两晋期间邙山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与将作大臣窦融讨论陵墓营建的时候,郭璞还没有写出他的风水名著《葬书》。这君臣二人的决定,却改变了历史。
当年征战关中,刘秀在长安附近拜谒西汉先帝诸陵时,目睹了厚葬成风的西汉帝陵被盗掘的惨状,于是诏令天下,实行简葬。
到了刘秀登基后有机会营建寿陵时,大臣窦融犯了难。窦融曾是王莽旧臣,在战乱中小心翼翼得以自保,归附刘秀后更是老实持重。刘秀正是看重他这一点,才命他为将作大臣,负责掌管宫室、宗庙、陵园的土木营建。按照卜陵风水师的指示,窦融登上邙山,发现刘秀是第一个在邙山上营建帝陵的人。
他上书刘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刘秀,现在即可抛弃从前薄葬的诏令,利用邙山空旷的地表,修建巨大的封土,以显示刘秀光复汉朝的神功。
但刘秀仍然担心若营建的帝陵过于招摇,难逃后世盗掘的厄运。他回复窦融道:“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令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窦融明白了,原来刘秀的意思是仿照先帝西汉文帝与窦皇后合葬的灞陵为样板,不像西汉其他诸陵那样营建巨大的覆斗型坟丘,而是因山为陵,在邙山上模仿自然山丘的形状,并引来天然流水,久而久之,使陵园与周围自然融为一体,令盗墓者难以发现。如此一来,势必要去掉覆斗型墓边缘的人工棱角,一种半球形的、外观类似于小山丘的封土形制就这样悄然诞生了。
往更深远处看,有学者指出,刘秀所效法的汉文帝灞陵深受楚王刘交陵墓的影响,而刘交所开创的“因山为陵”葬制的思想根源,又有“垒土围山”、“筑陵以象山”等更为久远的楚地传统陵墓制度的影响。
汉文化的来源,一为秦,二为楚。西汉巨大的方形覆斗型封土和俑坑,应是秦文化的因素;因山为陵,回归自然则应该是楚文化因素。而楚文化,则被认为是老子思想的渊源。
所以,由刘秀开创的帝王陵墓“因山为陵”做法可能与黄老学说有某种暗合,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而强调陵墓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正是晋郭璞《葬书》所包含的风水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说,邙山的帝王陵墓直接启发了以东汉道教为基础的风水理论,邙山也成为历代风水师心目中的风水圣地。
陈先生告诉我,风水师寻葬地的一般顺序是“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其中,“觅龙”是第一要素。古人称山势为龙,觅龙即寻找生气流动的山。
从中国的地理形势上看,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如天山-阴山,昆仑山-秦岭等。根据已知的文献,风水理论演化到唐宋之间,开始关注山川的形势、走向和脉络,并热衷于在绵延不绝的山脉中找寻“龙脉”———天下的龙脉都发源于昆仑山,并向东延伸出三条主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行,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秦岭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龙脉群峰起伏、厚实且藏风聚气,无疑是“生气流动的山”,而龙脉集结处则更佳,如《葬书》言:“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止”。
东汉以后,关于邙山乃至洛阳的风水如何优秀,开始大量出现在风水文献之中。到了北宋道士李思聪的《堪舆杂著》中,洛阳被描述为“四山紧拱,河洛悠扬”的“大聚会”之所,而洛阳北面的邙山不仅是“中龙”主脉的聚结处,且有伊、洛、瀍、涧四水乃至黄河环抱穴地,是葬地的上上之选。
但风水真的是邙山帝陵云集的唯一原因吗?恐怕很难下此结论。风水毕竟只是一种难以实证的观念体系,一项“传统知识”,况且历史上并未埋骨邙山的帝王也为数不少。如果要更为“客观”地理解邙山现象,须从洛阳千年帝都的身份说起。
在洛阳建都起于上古。《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曾临洛水之滨,他向南可以看到伊阙、木谷、轩辕,向北望见太行,认为此地是极佳的建都位置。周公则亲自勘测其地,绘制了详细的城市规划图,营建洛邑作为陪都,到周平王时则正式迁都,开创了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此后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后)、后梁、后唐各朝以此为都,是为九朝故都,历时达1300多年。
这里的确是掌控天下所必须的战略要地。它东面的虎牢关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西靠崤山、函谷关这一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要塞,北依黄河天险及太行王屋二山,可以西挟关陇,东压江淮,北通幽燕,南达荆楚,正如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所言,洛阳“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是兵家必争之要地。
东汉时期,洛阳的规模已经极其宏大,班固在《两都赋》中写道:东汉“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北魏时期,从北方迁洛的鲜卑族人更将洛阳营建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隋时,炀帝杨广对洛阳地形仍称赞有加。他登上了邙山,向南眺望伊阙而感叹:“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除军事地理的考量外,洛阳也是一个宜居之地。“河出图、洛出书”,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洛、伊、瀍、涧四水流贯洛阳平原,气候温和,利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从考古发掘上看,自夏时起洛阳就有人居住,到西汉时已发展为全国性的大都市,隋唐之际更成为“人口百万,四方纳贡,百国来朝,盛极一时”的国际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