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诸葛亮所处的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隐士文化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兴盛期。由于时代的大动乱,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逐渐从汉代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极为活跃,个体意识开始觉醒,追求独立完善的人格境界,呈现出和现实政治明显的离心倾向,隐逸形式因需要而五花八门,身隐、心隐、朝隐、吏隐……发展至后来竟出现许多假隐士,南朝宋孔稚珪的名篇《北山移文》,即是抨击那些走由仕而隐之途、热衷功名利禄的假隐士的骈文。这一时期隐逸阶层空前膨大,从范晔《后汉书》首开 “逸民传”,记有名有姓的隐士十数人之后,记载隐士言行事迹史乘笔记极多。晋代皇甫谧著《高士传》,搜集隐士九十六人,绝大多数是当时人。隐士文化空前发达,使隐士人格备受倾慕。诸葛亮、庞统被美称为“卧龙”“凤雏”,由此可见。°yQ¨ÿ2:Öwww.0370qmw.comÙ*sNV¨5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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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诸葛亮的交游、经历及史料文献的著述看诸葛亮的隐士心态。诸葛亮在隆中十年,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孟公威、徐庶等名士,其中多是当时著名的绝意仕途的隐士,也就是说,诸葛亮周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隐士群体,这无疑对诸葛亮的心理、人格会产生影响。如庞德公是东汉高士,事迹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和晋习凿齿《襄阳记》有载,说他与诸葛亮、司马徽相友善,居岘山之南,躬耕田里。荆州刺史刘表几次以礼延请,皆不就,可见是位真正的隐士。《三国志》注引《襄阳记》说“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从诸葛亮对其尊重的态度及双方关系的密切,不难想象其隐士人格对诸葛亮性格、心态的潜移默化。诸葛亮研究者习惯以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⑸,认为他渴望出将入相,而忽视其此时的蔑视功名的隐士心态,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的偏差。因为从上所论,传统士大夫由于现实的需要,往往将仕隐两种价值选择整合进同一个体心态,不过在不同条件下,其中某一种价值意识会占据主导或绝对地位,因此就会或仕或隐,这就是所谓进退之道。从这一文化角度分析,出山前的诸葛亮的心态应该是进取、归隐同时存在,而根据他所处的个人小环境,则可以认为,诸葛亮即使不是地地道道的不求功名的隐士,隐士心态也很可能占据主要地位,关乎此,有文献资料可资证明。《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躬耕陇亩”是隐士典型的生活方式,以诸葛亮当时与荆襄上层社会的关系,大可不至于此,因此只能看作,他是以这种生活方式显示个体精神与世俗社会的对立。而《梁父吟》,现存歌词内容与晏婴二桃杀三士故事有关,大意是感慨追逐名利的下场,这恰好是其时诸葛亮淡泊名利心态的反映。再有,《出师表》是诸葛亮发自肺腑的文字,其中谈到自己躬耕南阳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有人认为是装腔,其实它是诸葛亮隐士心态的自然流露。这种说法也得到陈寿的认可:“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三国演义》38回对诸葛亮对诸葛亮的隐士心态有很好的描述,其中写他出山之前对他弟弟诸葛均的嘱咐“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这样写绝不能认为凭空杜撰,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yQ¨ÿ2:Öwww.0370qmw.comÙ*sNV¨5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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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⑹选择做隐士,大多与个人经历、遭际有关,即“时命大谬”,°yQ¨ÿ2:Öwww.0370qmw.comÙ*sNV¨5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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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身弗见”、“闭言不出”、“藏知不发”,可能并非他们的初衷,或许这是很多隐士出山的原因,而归根结底却是由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决定的。诸葛亮少年时父母便相继去世,此时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因叔父玄与荆州刘表有旧,为避乱随之来到荆州。在荆襄的上层社会,诸葛亮广交名士,才华得到朋友的赞许,其“卧龙”的名号便是高士庞德公的推许,后来司马徽、徐庶等又把他隆重地推介给刘备。应该说,开初诸葛亮主导心态是志在兼济天下的,“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可这种雄心很快受到打击,“时人莫之许也”,这使年轻气盛的诸葛亮极易产生人生的受挫感。诸葛亮的怀才不遇还有一直接的证明:荆州的统治者刘表,虽然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懦弱而寡断,却是个颇好虚名之人,史料多次记载他有礼贤下士的做秀之举。如《后汉书·隐逸传》写他数次延请隐士庞公,甚至亲自登门,叹息而去。可以设想,如果诸葛亮真的有很高的名望,以二人之间的关系,刘表未必不会盛礼请其出山,可这方面在当时文字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尽管我们可以说,以诸葛亮之智,并不想明珠暗投选择刘表,但事实是刘表也并未着意身边的这条“卧龙”。总之,由于现实的受挫感,隐居地荆州政权上层的愚弱无能,加之整个社会混乱污浊,厌恶之情使诸葛亮产生与“势统”的疏离感,隐士心态逐渐凸现,故才会选择隆中近十年的隐居生活。°yQ¨ÿ2:Öwww.0370qmw.comÙ*sNV¨5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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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出山前的诸葛亮并非汲汲于功名,而是淡泊明志、独善其身,与现实政治持有疏离态度,具有明显的隐士心态。如果这一点可以确认的话,那么有关三顾茅庐的一些疑团便可以有所澄清。°yQ¨ÿ2:Öwww.0370qmw.comÙ*sNV¨5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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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国志》裴注引《魏略》、《九州春秋》所云刘备屯于樊城,诸葛亮北行见刘备之事并不成立,刘备三顾茅庐才是历史的真相。西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所记虽与魏人鱼豢的《魏略》同,但因西晋代魏的关系,司马彪显然是承袭鱼豢的说法,并非别有所据。而《魏略》虽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但多半是根据传闻,并无文献依据。三国时期,人才济济而诸侯割据,人才的归向有主动与被动之别,不过多数以人才一方的主动为主,如荀彧从太祖,徐庶见刘备即是。曹操虽多次发布求贤令,但并非针对具体目标,因为实际条件的限制,他还是希望人才“越陌度阡,枉用相存”⑺,能采取主动投奔的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鱼豢才倾向于诸葛亮主动投刘备的说法。加之,三顾之时双方年龄悬殊过大,让一位历尽沧桑的枭雄去拜见一位年轻书生,俗人眼中实在不可思议。再者,有关三顾的原始文献,只有诸葛亮本人的《前出师表》,以当时的传播及交通条件,想来鱼豢未必见得到,因此他多数只能依据传闻与推测了。从另一方面看,三国时期也有不少人才属于被动征用的事例,如太祖征荀攸,张绣迎贾诩等。至于像刘备那样的低姿态,历史上也并非第一个。《后汉书》记光武帝遣使聘严光,“三反而后至”,后与之共卧,又容忍严光加足其腹⑻。又记刘表多次延请且亲往敦请庞德公之事。以刘表之地位、为人尚能如此,何况处在败亡之中、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不过无论光武帝、刘表、还是刘备,其低姿态都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而已。从诸葛亮这一方面说,所谓隐者不仕,如果主动见刘备,无疑成了令人嘲讽的假隐士,显然不符合他此时的隐士心态。这样说并不否认诸葛亮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心理,不过这种兼善的心理被独善的一面遮盖住罢了。毛宗岗在三顾茅庐的回评里说:“孔明真正养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价,假意留难。”既然不是“本欲求售”,又何必“索价”?“非本欲求售”恰是诸葛亮此时隐士心态起作用的结果,毛宗岗批评话语的自相矛盾实际揭示出传统士大夫思想上仕隐冲突而又统一的困窘状态。°yQ¨ÿ2:Öwww.0370qmw.comÙ*sNV¨5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