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佛缘故事

雍正皇帝胤祯（１６７８－１７３５）是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后世围绕其继位、暴死等事件传说甚多，多悖谬不实。其为政方略遭人物议处亦多，但他在位十三年（１７２２－１７３５），勤于政务，任用贤才，励精图治，在文治武功方面，都不愧一代英主之名。史称“康乾盛世”，实离不开雍正承前启后的功用。雍正还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皇帝，曾从游于著名学者阎若琚、张英、顾八代、徐元梦等人，不仅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诗词，善书画，有相当深厚的汉文化素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喜读内典，深通佛理，尤其对中国佛教代表性宗派禅宗，更是深得法要，别有慧解。他曾师从高僧，直探心源，亦曾升堂说法，开导辟迷；并以帝王之尊，亲自编选《御选语录》，刊示天下。其禅论戛戛独造、在在中的，远非泛泛涉猎者所能企及。历代帝王中，信佛崇佛之“佛心天子”不在少数，但像雍正这样在佛理上卓然成家者实属罕见。
　　清朝皇室与佛教因缘颇深。清世祖顺治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与佛教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召禅僧憨璞性聪，玉琳通琇、木陈道（一个文字头，一个心字）等到内宫探讨佛法，谈论禅理。他自称“痴道人”、凡请禅师说戒之类的御札，都自称“弟子某某”，与宗门耆旧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咨访，握手温颜，情逾师友。
　　清圣祖康熙在位期间，曾多次巡游江南，几乎每次都参礼佛寺，延见禅僧，赐额题辞。《宗统编年》一书即受康熙之命而撰。康熙皇帝尤其尊奉藏传佛教，对达赖、班禅、章嘉等活佛多有敕封赏赐。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更是以国师之尊，出入皇宫，奔走边关，极得康熙宠幸。
　　章嘉活佛转世系统，是清代四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一世章嘉扎巴俄色，青海红崖子沟张家村人，所以由他开始的转世活佛系统称张家活佛，康熙帝时，以“张家”二字不雅，改为章嘉。二世章嘉曾从五世达赖喇嘛学习。１６９３年被康熙帝封为呼图克图。康熙帝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之后，在多伦召集蒙古各族王公会盟，建汇宗寺，封他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主持汇宗寺，掌管内蒙古地区佛教事务。
　　因章嘉国师经常出入内廷，与诸王子关系亦密切，而与其最投缘的是四王子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据雍正自述，他少年时即喜读内典，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僧侣来往密切，在读书时，将自己喜欢的文章编辑成《悦心集》，里面所面所选多看透世事，任情放达的文章。如《醒世歌》曰：“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但早期雍正“惟慕有为佛事，”而对无迹可求的禅宗，因无实际体证，故未能窥其端绪，且每每非之。在结识章嘉活佛后，雍正与其“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巧方便，因知究竟此如。”消除了对禅宗的偏见。因藩邸与柏林寺相距不远，雍正与柏林寺禅僧亦有接触。康熙十一年（１７１２）春，雍正到柏林寺，遇妙智禅师，相谈甚洽，遂产生随僧众坐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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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二十日，与数十僧一起打七，仅二枝香功夫。次日晚又随坐，至三枝香时，洞达本来。主持禅七的是当时名望很高的迦陵性音禅师。在打七之前，雍正与其问难甚久，但未能起一疑情，所以甚感失望。而此时迦陵性音踊跃赞叹，谓雍正已彻元微，笼统首肯。雍正自己当时自以为了歇，而数日后又觉不甚洒脱，又去叩问章嘉国师。章嘉回答：“若王所见，如针破纸窗，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针隙窥天”是形象说法，实指初步破参，即参禅者初登解脱之门，悟此七尽之躯，四大和合而成，无有实我。
　　听了章嘉的开示，雍正复于是年二月十一日随众结七于集云堂。至十四日，正经行时，忽出一身透汗，命根立断，桶底脱落，自觉与佛祖众生同一鼻孔出气。乃复问证章嘉。章嘉云：“王今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猛精进。”“庭院观天”指涉过重关。重关又称前后际断，指悟得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非空华幻影。
　　雍正亦曾垂询迦陵性音，并将章嘉的开示告之性音，岂料大禅师竟然不解其意，讪讪地说：“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雍正认为章嘉所说真实可信，而对性音之语不以为然。
　　雍正谛信章嘉之垂示，为直达究竟而精进提撕，至次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踏末后一关，“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雍正再去叩问章嘉，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雍正心生大欢喜，庆快平生。在《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中，雍正追述了自己的参究因缘，对已故世的章嘉深怀感念，“章嘉呼图克图国师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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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惟一一位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
　　雍正悟道之后，结合自己的修证体会，以禅宗三关之理，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其说虽然未必为宗门的旨，但是可作为一家之言——
　　初关：“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乍释业系之苦，觉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并皆消殒，不为从上古锥舌头之所瞒，识得现在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自然彻底清净，不挂一丝，是则名为初步破参、前后际断者。”
　　重关：“破本参后，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乃至无明者无明，烦恼者烦恼，色香味触法者色味触法，尽是本分，皆是菩提，无一物非我身，无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破重关，名为大死大活者。”
　　末后关：“透重关后，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离家舍，明头也合，暗头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住斯，体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无生故长生，无灭故不灭。如斯惺惺行履，无明执着，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后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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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继位登极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近从王室宗亲，远至和尚道士，无不从学如流。雍正阅读《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认为这些语录的选编中“但图人人有分，个个不遗，纷纭杂陈，撩乱错出，蝌蚪与神龙并游，野狐与狮子齐吼”，特别批评当时迦陵性音禅师选编的《宗统一丝》，更是“错杂不堪”，“尤为乖谬”。雍正认为，这些语录，令“饱参者尚或一时目迷，况初学之人，岂不观之而愈惑，求之而愈远，其为毒害，奚可胜言”!针对当时禅法“去圣日远，宗风扫地，正法眼藏垂绝如丝”的状况，历时数年亲自“选辑从上宗师吃紧为人之语，刊示天下后世”，以“唱导十方，使如来正教有振兴之象”，因此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这部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御选语录》。
　　雍正选编的原则是，不重虚名浪誉，惟看是否达到真实理地；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从性地流出。雍正亲自选编出了十二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他五百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语，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语。特别是，在每卷语录之前，雍正亲自御制序言，谆谆提示，阐明心要，指示学人，实在是十分难得的点睛之笔。
　　雍正别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在《御选语录》中首先收录了僧肇的《肇论》、《宝藏论》等论文。僧肇生于达摩东来以前，因此前人从未将他列入禅师之中，但雍正认为僧肇诸论“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所以加封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本书还收录了紫阳真人的禅宗颂偈，紫阳真人张平叔是中国道教史上重要人物，所著《悟真篇》与《道德经》、《阴符经》齐名，雍正认为，这些禅宗颂偈“一一从性地演出西来最上一乘妙旨”，“篇中言句直证了彻，直指妙圆”，所以加封张平叔为“大慈圆通禅仙”。同时，本书还选录了净土祖师莲池大师的《云栖法汇》，雍正认为“净土法门，虽与禅宗似无交涉，但念佛何碍参禅，果深达性海之禅人，净业正可以兼修，于焉随喜真如，圆证妙果”。因此可以看出，《御选语录》已经完全打破教下与宗门、佛法与道教、禅宗与净土宗的门派之见。正因为这部《御选语录》处处显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见，所以历来被列为真参实证的学人终生必须阅读参究的一部重要经典。
　　雍正认为，释迦牟尼佛“普说三藏十二分，文字至为浩瀚”。对于如此浩瀚的大藏经卷，一般学者如何拣择呢?于是雍正皇帝于“万几余暇”，“随喜教海”，“展诵易周者若干部，每部各亲录数十则”，编选出了《御录经海一滴》。这是由雍正皇帝亲自从大藏经里编选出的一部佛教经典精华读本。对于这个精华读本，雍正自誉：“朕今以不拣择拣择，故所采所录不独震旦经藏，未尝缺遗一言一句，即西天未来古佛未说者，亦复不增不减，无欠无余焉”。
　　对于永明延寿的《宗镜录》，雍正认为，“全引佛经，录其纲骨，不特是三藏十二分之旨，并且是三藏十二分之语”。“语其少，则不立一字；语其多，则该遍恒沙。无一点一画而非佛心，无二言一句而异佛口”。《宗镜录》旷诚为绍祖佛之鼻子．破魔外之将军，救众生之慈父，教百世之宗师也”。于是雍正亲自“刊十存二，录其大纲，所以俯徇机宜，引人入胜。盖永明以《宗镜》为大藏之向导，朕又以《宗镜大纲》之书，为《宗镜录》之向导耳”。
　　雍正在编造《御选语录》的同时，发现密云语录内的“法藏之言”，不禁惊骇其“全迷本性，无知妄说，不但不知佛法宗旨，然即其本师悟处，亦全未窥见，肆其臆诞，诳世惑人”。认为“此真外魔知见”。又其“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语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雍正感叹：“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于是下令将法藏语录、《五宗救》等书全部销毁，发现民间隐匿者一律法办。同时，他亲自着手将《五宗救》一书，“狂悖甚者，摘录八十余条”，“逐条驳正，刻入藏内，使后进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于是便有了这本《拣魔辨异录》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