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旧照片引起的回忆

这是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的一张照片。父亲生于上世纪初，逝于文化大革命之中。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印象里，能够回忆起来的有三件印象比较深的事。
    一是为要吃肉和我母亲吵架。那时我才六七岁，记得家境已经很差。父亲是学法律的，毕业后曾在苏州高等法院出任过书记官，因二叔在外吃了人命官司，就再也不肯外出做事。在家里开个私塾当开了孩子王，一年也挣不下几石粮。家里的所有开支就是靠母亲经营的不到十亩地，很是捉襟见肘。一天三顿有苋子粥（一种元麦磨成的粉，将水烧开，把元麦粉向水锅里边潵边用长筷子搅，煮熟即成。这东西富人吃新鲜，穷人当饭吃）喝就算是不错了，哪还有钱买肉。父亲是从小就被我祖父和奶妈惯大的，哪受得了这个苦，三天两后晌和我母亲吵架。也是人急生智，母亲想起巷子口有家杀羊卖羊肉的。恬着脸，跑去跟人家好说歹说，求人家让我们每天用纱布包一捧米，放到他那家煮羊肉的瓮子里，粘点油气，解解我父亲的馋。此后，每天送米包拿米包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因为是白沾光，看人家的白眼自然少不了。
    我每次去，都能看到他们家杀羊。杀羊由两个人完成。一个人拉起被捆住四条腿的羊，强按在专门杀羊的那条占满羊血的宽长板登上。羊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嘶叫。另一个人则一手抠住羊的嘴，用力向上扳，使羊的颈脖突显出来。另一只手则将手里拿着的尖刀，猛插进羊的脖项。顿时，一股热血随即顺着刀尖流向搁置在地下的盆里。羊渐渐停止了挣扎，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不仅看到羊流出的鲜血，而且还看到了从羊眼里流出的眼泪。
    人们的势利，人类的残忍，在我童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二是父亲终身不吸纸烟，却要收集纸烟盒子。父命不可违。听了他的话，每走在大街小巷，只要见到有别人丢在地上的纸烟盒子，我就得给他拾回来。他把不管是老刀牌还是美丽牌的纸烟盒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折开摊平，然后就在它们的背面又是写又是画。我那时还小，看不懂他写的是些什么字，画的是些什么画。后来，我上了学，读了书，慢慢才知道他写的有关易经的字，画的是八卦图。他一直在研究易经。解放后，直至文革中，摆弄这些东西至少是“封资修”，甚或会被认作是反动活动，人人都是讳莫如深的，我们岂敢惹火烧身！劝他他又不听，只好为他严守住这个秘密。日集月久，这些写满画满的纸烟盒子纸，堆起来一大堆。直到文革中我们被强行和他“划清界线”，他一个人被遣返回老家。走时，好像他什么也没有带，就带了一箱子“纸烟盒”，回了当时一个家人都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都全无的“老家”，直到在冻饿中孤独地离开人世。也因为是在文革期间，他那些视为生命的“纸烟盒”（研究易经的成果），时至今日，也不知了去向。
  三是打坐。打坐是父亲这一辈子唯一的爱好，一年四季，雷打不动。每天中午饭后，先是午睡。午睡起来之后，就是坐在床上打坐。双腿一盘，两手合十，搁在胸前。两眼紧闭，口中念念有辞，也不知道是经文还是在数数字。记得我上私塾时，塾师就是他，教室也就在我们家的敞厅里。每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些小家伙最自由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无论我们怎么玩怎么闹，都不必担心父亲会来管教我们。敞厅的后面，就是我们家的后院。院子不算大，供我们这十几个小家伙玩还玩得过来。我们玩得最多的，一是“笃巴儿”。就是用铜板（一种旧社会使用的铜质钱币），在支起45度角的砖头上“嗖”（也就是滚）。“嗖”得远的打“嗖”得近的，被打着的那个人的铜板，就被打中的收入囊中。二是弹琉璃球（也叫玻璃球、弹球）。在地上挖几个相互有一定距离的小洞，画一条起点线，从起点线上向小洞里滚琉璃球，滚进第一个洞的可以从洞里拿出来，再滚第二个洞，以此类推，以滚进洞最多的为胜。胜者就可以将琉璃球握在手中，用大拇指弹打滚进去少的那些人的琉璃球。一旦击中，那个玻璃球也就归赢者所有了。这两项，我都拿手，常常是得胜者。女孩子们则爱玩跳房，或者坐在地上抓子。男女生间一般是各玩各，互不干涉。我们家后院的河岸上，有好多竹子，其中还有一颗桑树。大家都喜欢吃树上的桑葚。待到桑葚由青渐渐变黄，再由黄慢慢变红，再由红一下变黑，就完全成熟可以吃了。每次都是由我爬上树，使劲摇动树枝。那些成熟的桑葚哗哗掉落地下，在树下等候的孩子们就可以抢着拾了吃了。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刻！
    然而，待父亲打坐一毕，来到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一个个叫到他面前，背过身开始背书。记得父亲从师是十分严格的，在学业上对我们的要求总是一丝不苟。所以在这时，一场躲不过的灾难也就开始了。书没有背过，字没有写好，是统统都要被打板子。我就曾挨过打。打板子实际上是打手心，用一条一寸多宽，一手指厚，有一尺多长的木尺子（那时都把它叫“戒尺”）来打。打的时候，父亲用左手紧握住被打者右手的四只手指，向下扳，使手心突出，右手则拿起戒尺来打。至于打多少，打的轻重如何，全由父亲按受罚者的情况和他的主观情绪而定。我那一次挨打是几件事（《冯谖客孟尚君》一文没有背过；带头到我们家场院南边的河里“打江水”--也就是游泳）加起来数罪并罚，打得手心都肿得像发起了的馒头，疼了好多天。为此，母亲还和父亲美美吵了一架。然而，虽然着实疼了些时，手指却丝毫无损。如今看来，那突出手心的打法，还真包含有一定的科学性呢。尽管皮肉受了些苦，筋骨却受不了伤。
    不过，从此后我们家那个场院和河之间，就多了一条篱笆墙，篱笆墙上的门也就老是紧锁。遗憾的是，成熟了的桑葚也就只好看着眼馋，再也吃不上了。

             

    这是我母亲的一张旧照片。母亲刘氏，娘家名淑琴，是县城刘氏家族的名门闺秀。知书达理，温文贤淑。只是一生命运多桀，加之劳心劳力过度，不幸患上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未满半百，就在凄苦之中早早离开了人世。
我的外祖父去世很早，在我的记忆里就从不曾见到过。姐妹两个，她是老大。我们的姨娘嫁给了也是县城里的一个有名的富家子弟，我记得他们家很有钱，光房子就有好几进（一进是一个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上房和厢房）。在那个时代有小轿车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他出去做生意来回都是坐着小轿车。可惜，也就是在一次途中，出了车祸，不幸英年早逝。随着他的离世，留下一双儿女和遗孀，家道也就逐渐败落，到我记事的时候，也就剩下那几院房子了。
    外祖母是个偏心眼。我们的母亲虽然嫁的也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一是在乡下，二是不像姨父家那么有钱，所以母亲在娘家颇受歧视，他也就很少回娘家。有一次偶然回去，她带着我。正巧碰上外祖母家吃“河豚”。河豚有剧毒，要吃它，必须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厨师在烹饪过程中认真处理，稍有疏忽，一旦处理不好，是会吃死人的。所以在我们家乡有句话，叫“不怕死的吃河豚”。我们外婆家吃“河豚”，都是凭着我们姨家的面子，请来专门厨师到家里来操作。在吃“河豚”的桌上，母亲让我紧紧挨在她身边，可人家设座摆碗筷的时候，就只给我母亲一人而单单不给我（我的表姐表弟和我差不多大，他们不仅有座位，而且都单独配有碗筷），明摆着就是歧视我们，不让我动筷子吃“河豚”。在这整个的“河豚”宴上，我看到母亲凄苦的脸上总含着泪水。是她，把她所能吃到的那点“河豚”，全偷偷地塞到了我的嘴里。那种势利人的冷眼，这种母亲对孩子的呵护，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心里，至今也没有忘！
    我们的母亲在娘家受气，待嫁到婆家，则不仅是受气还受苦了。
我们的祖母生我们父亲的时候大出血，走了。父亲是由祖父请来的奶妈带大的。父亲的继母，后来又生了三男二女，继母根本就不把我们的父亲放在眼里。母亲出嫁到我们家后，一直受到歧视，日子很过得很艰难。我们家，到祖父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只剩下个“名门望族”的空架子了。祖父处于无奈，只好早早就给父亲弟兄几个分了家。我们的父亲因为是长子，按族规和祖父分在一起，倒是有个前后两进的院子，另外在河对面还有三间一直被闲置不用的房。这是房产，此外就是有大约10多亩田地。从小就没了母亲的父亲，祖父十分宠爱，加之奶妈的娇惯，是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愿做的人。他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在苏州高等法院做过书记官，可不久二叔染上了人命官事。这本与他毫无干系，他却因害怕窝在家里怎么也不肯出去做事。有好多次，说好了的，出去做事。母亲一早高高兴兴把父亲送上我们家后面河里的快船。眼巴巴地看着他走了，可一到黄昏，他却又带着行李坐着船回来了，把母亲气得半死。家里没有了收入，就靠那点田地生活，全靠我们的母亲一人撑持，日子每况愈下。母亲虽然生下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却很难把我们一个个养大成人。在家族的歧视下，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大姐早早出嫁十几里外的张家桥。大哥寄居到季家市大姑妈家，在那里上学，后来外出参加了新四军。二哥寄养在上海的五祖父家，在上海读书。在百般无奈之下，祖父只好托人在南通给父亲找了一个混饭吃的闲差，硬把父亲逼了出去。这样，家中就剩下母亲、二姐和我，再后来，二姐也去了城里上学，家中也就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待到母亲撒手人寰之后，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漂泊流浪”在家乡了。那时，我才刚刚过了十岁生日。
    我是我们家里最小的一个，母亲最疼我。有关母亲，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倒是有以下几件事。
    过年。家境再难，年还总是要过，尤其是小孩，几乎天天盼着过年。每逢过年，母亲再困难也要炒一大罐花生，一大罐蚕豆给我吃零嘴。罐子就放在我睡觉的床底下，每次出去，我就伸手到罐子里抓几把装在口袋里，一是自己吃，二是做“赌资”。在“笃巴儿”或者“弹琉璃球”输了时，给赢家几个花生或蚕豆也能解决问题。最开心的是蒸过年的包子了。我们家厨房不大，锅灶小，只好去别人家蹭着蒸。母亲人缘好，每年好像都是蹭我们的四老爹家。我们的四老爹，是开染房的，家大业大，房子多院子不小，特别是有个好大好大的厨房。母亲带着揣好的面和调制好的包子馅（一般是罗卜丝，里面加点豆腐丁，好的话，还会有点肉），去四老爹家，我则总是紧跟在母亲的后面。去四老爹家蹭他们家锅灶的人家不至我们一家，要按照各家面发的迟早排定先后顺序。排在后面的就在四老爹家等候。有的凑在一起打牌，有的则围住烘炉 （一种用木板箍起来的大木筒，在木桶的下部有一层格条，格条的下面放置火盆，火盆里面是从灶洞里铲出来的余火热灰。取暖的人围着木桶就坐，将双腿放进桶内，再在众人的腿面上盖条棉毯保暖。这在我们老家，是日子稍微好过点的人家冬季取暖最好的办法。记得我们家过去也有这个玩意儿，只是这几年搁置不用了。母亲自不会去争此等享受。她常常是被我们的四祖母叫去问常问短，或者是坐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听着别人聊天，却从不轻易插嘴。我们的四祖母和我们父亲的继母不一样，她特别喜欢也特别同情我们的母亲，所以在我们诸多亲戚中唯一来往比较多的就是四祖父家。我们的四祖父为人也好，每逢蒸过年包子的时候，就借机备些酒菜请来他家蹭蒸馍蒸包子的亲朋吃一顿。当然，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跟着沾光，狼吞虎咽一顿。等轮到我们一家的时候，以近半夜了。母亲将我们家的发面连盆扣在案上，案子很大，长约一米五，宽有一米余。我母亲的贤惠是远近出了名的，前面已经蒸好的都回家了，后面还在等着的，都会一起帮忙。揉的揉，包的包，很快包子就包好放在了笼格里，有好几格。笼很大，直径约六七十公分，由四祖父家的两个伙计帮着抬到锅上，然后就开始蒸。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害怕，跑到黑黑的染坊里，在那众多的染缸间玩起了捉迷藏。直到我们家的包子蒸好，母亲叫，才意犹未尽地跟着母亲回家。喝腻了一天三顿苋子粥的我们 ，才有了改善，每顿在粥里可以泡一到两个包子。这在那个时候，就是最大的享受了。这些包子母亲是很少吃的，她省下来给我吃。包子用几个菜笼子装好了，然后用绳子吊挂在房梁上。母亲这样做倒不是怕我偷着吃， 一是为了防老鼠，二是通风，好保存的时间长一点。这些包子，至少可以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后。
      坐轿。在那个时代，只有新娘子才坐轿，然而，我一个才七岁多点的小把戏，却不得不被逼着坐了一回轿。那是因为我们的二叔。
    二叔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在地方上也颇有名气，拿现代的话来说，是家乡远近的达人。他和当时驻扎在我们家乡的日伪军营长关系很铁。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一次相约步行去十八里外县城的途中（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汽车，自行车都很稀罕，一般路途不是多远的话，就靠步行），本来两人是并行走着聊着的，那个营长却忽然后退几步，咳嗽了一身，后面勤务兵的枪就开响了。我们的二叔连中三枪，倒在了血泊之中。等有人听见枪声，赶过来时，二叔已经绝命，那个营长和勤务兵也早已不知去向。以上情况只是以前听大人如是传说，究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直到全国解放，文革结束之后，在我们二叔子女的多方奔走下，才终于真像大白，原来我二叔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叛徒出卖，被日伪掌握，为不影响他们的所谓大局，采取了如此下作的谋杀。二叔多少年的沉冤，终于获得昭雪。二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可在当时，外界传说他的死是汉奸之间的内讧。我们的二婶是顶着这样的骂名，为我们的二叔举行葬礼的。我们家乡的习俗，要有孝子抱着死者的灵位，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当时，我二叔的遗子才两岁，无法充当此任。二婶将此事求到我母亲跟前，要我代作孝子。在农村，这是一件很忌讳的事，何况二叔又是血光之灾，母亲哪舍得让我去。可在我们的几个婶婶中，二婶是唯一一个不另眼相看我们的，不答应又说不过去。母亲为此很是作难。但母亲终究是个明事理识大体的人，她最终还是同意了二婶的请求，让我去充当这个角色。
    出殡那天，母亲领着我，早早来到二叔的灵柩前。举行了跪拜礼之后，让我穿上孝服，戴上孝帽，腰间扎上麻绳。然后帮我恭恭敬敬地从二婶手上接过二叔的灵位，要我紧紧地抱在胸前。在母亲和二婶的搀扶下来到门外，坐上了轿，由人们抬着走向埋葬二叔的坟地。记得，回来的时候，我还是坐着轿子，抱着灵位回来的。哈，我这一辈子，竟还做了一回烈士的孝子。着实不冤啊！
串门。鉴于我们家的处境，跟前的那些亲戚母亲是很少去的。去得最多的倒是乡下（和我们镇上相比，当然是乡下的乡下）我们父亲的奶妈家。奶妈姓姜，她们家的村子就叫姜村，离我们家有三、四里。她们一家在这个村子里算是一户殷实人家。关键是奶妈这家人人特别好。奶妈视我们的父亲如己出，我们都把她叫姜奶奶。他们家也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孙子，小名叫狗子。因为母亲和我是他们家的常客，除了铁杆狗子，在姜村我也就有了好多的小朋友。我们玩得最多的是：
    逮知了。知了好吃。把知了的下身去掉，然后用火烤着吃。更奢侈的吃法是用油炸，那就香极了。有时我们逮得多，狗子就拿回家，姜奶奶用油一炸，全家人当然也包括我母亲，还都能共享一餐美味呢。逮“知了”的办法有二：一个办法是用在白天。先用面粉和面，然后把和好的面团放在水里洗，叫“洗面筋”。洗出的面筋带黏性。再找长竹竿，将洗好的面筋裹在竹尖上。我们几个小朋友，一人肩一根这种自制的“武器”，从姜奶奶家出发，去村子南边的小河边。那里是个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有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河的两岸有许多的树。一出村子，一片“知了”“知了”的鸣叫声，就把我们吸引住。我们来到树下，顺着蝉的鸣声，仰头向上搜寻。每发现一只，就悄悄的向树前慢慢靠近。估摸自己肩着的竹竿可以够到了，立即屏住呼吸，将举着的竹竿一点点往那只“知了”贴近。粘知了有个窍道，就是一定要动作快，二是要准，必须粘中它的翅膀，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将“知了”惊飞。才开始，我往往无功而返，白吃其他小朋友的战利品。后来在实战中掌握了技巧，竟还变成了高手。在粘“知了”的比赛中，还常连连得胜呢。二一个办法是用在夜里。天黑看不到，无法粘，怎么办？那些小朋友有的是办法。他们一是用手电筒照，不过在那个年代，手电筒是件奢侈品，农村不易多见。最好也是最省事的办法是在树的下边生一堆火，然后用竹竿打树枝。“知了”受了惊，就会纷纷起飞。它们有个特性，喜欢火光。于是大量的“知了”就像飞娥扑灯那样，齐齐扑向火堆。我们只要在火堆边守株待兔就是了。
      这个办法最省事，收获也最丰，大家可以美美大餐一顿。不过，这个办法有一定的隐患，弄不好会攘成火灾。所以，为了安全，姜奶奶每次都要找几个细心的大人紧盯着我们。我们的母亲，担心着我，自然是也要跟着来的。
    抓青蛙。青蛙也叫田鸡，肉细且嫩，用油爆炒，非常鲜美，十分好吃。在那个时代，还没有青蛙是益虫要保护青蛙一说。相反，村子后面就是小河，河里又有着许多，它们哇哇的吵闹声，往往使人听着心烦，夜里睡不好觉。所以抓青蛙，吃青蛙没有谁会反对，反而那个年代还有人专门从事抓青蛙卖青蛙的营生。至于小孩子们抓青蛙，就更没有人去管这闲事了。我们这帮小家伙抓青蛙也有自己的办法：先自己动手制造兵器（梭标）。找一根竹竿，无需黏“知了”的竹竿那么长，有个1 米左右即可。然后找长钉子，将它磨尖磨锋利。最后把钉子固定在竹竿的一头，另一头则栓根绳子。兵器准备好之后，约好几个好朋友，瞅准大人们中午休息时，偷偷从家里跑出去。到了河边，顺着蛙声搜索目标，瞅准后用力将梭标向目标掷去。幸运的话，一镖即中。如果是距离比较远的话，拽着一头的绳子拉过来，猎物也就到手了。猎物放入带去的笼中，继续捕捉，待收获多了之后，一起带回家中。狗子从厨房里偷出一个小锅一把铁铲还有盐和油，我们几个就在江妈妈家后院的一个隐避处，用几块砖头将锅支起。先是处置那些战利品：第一步剥皮，用剪刀剪去青蛙的头，然后一手捉住青蛙的两条腿，另一只手从剪开的头部，扯住皮向下用力一拉，整个青蛙的皮就一直可以扯到根，就全部OK了。第二步，开膛破肚。这也很简单，用剪刀在青蛙的腹部剪出一道口子，用手一淘，五脏六腑就全出来了，再用水洗洗干净。吃青蛙一是煮，一是炒，我们都喜欢放点油盐炒着吃。又嫩又鲜，可香了。抓青蛙，吃青蛙，只有到了姜奶奶家才会有如此享受，而这是凡母亲要去姜奶奶家串门，我死皮赖脸也要闹着跟了去的重要原因。开始，我还只是门外汉，跟在后面吃现成，后来经过多次实战，也就慢慢成为老手了。
    偷蚕豆。每当端午前后，地里的蚕豆也就渐渐成熟了，这也是人们开始收获蚕豆和吃新鲜蚕豆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节，母亲一般都会去姜奶奶家串门，我也一定会跟着去。姜奶奶家有一只自家的船，这就让我们有了用武之地。在狗子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小朋友就偷偷上了船，沿着小河向远处划去。沿河两岸都是地，不少的地里也都会种有蚕豆。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总要划过几里抵达另外的村子，在一块蚕豆地头才停下船来。靠住岸后，找颗树把船拴牢，然后瞅着没有人，除留下一个小朋友站在岸边望风外，其他的都一溜烟钻进地里开始了偷蚕豆的营生。待到偷得的蚕豆都塞满了身上的所有大小口袋，才回到船上。等所有的小朋友都回到了船上，立即解开拴船的绳子，划船离开这块田地。一般来说，被地主抓住的情况很少。即就是被发现，主家知道是一些小家伙的恶作剧，无非就是骂几声，吓虎吓虎，赶走了事。船离岸之后，就用力向回划，但绝不划到家。划过一段路，找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把船拴住，大家一起动手剥蚕豆，然后将船上的锅装上水，烧着火，把剥好的蚕豆放进去煮。蚕豆煮熟之后，就开吃。大家吃着，说着，笑着，玩着，有说不出的开心。待到个个都撑饱了肚子，也玩乏了，这才慢慢地把船划进村，各自回家。
    感谢母亲，也感谢我父亲的奶妈我们的姜奶奶，给了我这些童年的乐趣！
    母亲很善良，在我的这一生中，母亲只在两种情况下打过我。一是尿床。我小时贪玩，要玩到饿得不行了才回家找饭吃。白天疯玩，夜里就死睡，常常是在做梦中憋着要尿，梦见到“厕所”，解开裤子就尿，结果竟是稀里糊涂尿了一床。气得母亲不得不打我，但打归打，打过之后，就把干的地方挪给我睡，她自己则在我那尿湿了的地方捂，直到天明太阳出来再拿出去晒。这就是母亲！二是因为穿鞋。那时候的人，大都是穿布鞋。布鞋这玩意儿是越穿越松，越穿越舒服。然而新鞋一般做得都比较紧，开始穿，不仅穿上难，而且拼命穿上后夹得脚生疼，走起路来很难受。一个爱跑爱跳的小孩子，哪受得了啊。小的时候，鞋穿得又特别费，一双鞋穿不了几个月，脚指头就露在鞋外头了。母亲心疼我，总不断地给我做鞋。以前我小，母亲身体也还好，不管我愿不愿意，将我压在板凳上，硬给穿上，穿几天后也就好了。这次不同，我大了，能“反抗”了，加之母亲已经抱病在身，弄不动我，要把新做的布鞋叫我穿，我犟着就是不穿。一叫穿，我就向出跑，甚至躲在外面不回家。气得已经被病魔缠身的母亲含着泪，在抓住我的瞬间，用鞋底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抽打。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母亲打我最重的一次。可我哪里知道，哪里懂得，母亲已经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就在这年，我刚刚过了十岁生日之后不久，终于失去了我那最亲爱的最慈祥也是最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