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大 华
刚刚过去的世纪是一个科学昌明、知识爆炸及其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世纪，同样也是问题多多的一个世纪，生产能力的巨大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也陡增了超出生活需求的无限制的欲望；科学的日新月异既提供了改变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及其生存环境的手段，也产生了毁灭一切物质生活条件、生存环境，甚至毀掉人本身的危险；知识的急聚膨胀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周围世界和对人自身的认识，却也构成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如此，人们企望以社会的进步和认知能力的改善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在今天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同卢梭提出的人类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一样，人类的单线进化的路径不是把人类带进到一个自由王国，而似乎是带入了某种不归路。从而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如何才能使得社会和人的发展步人一个健康而稳定的道路?是否需要在这种发展中贯彻某种超越人自身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些意义上，神学家汉斯·昆提出推行宗教的普世伦理价值，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主张恢复传统的宗教信仰来拯救人类社会。宗教的价值再一次引起重视。 社会需要宗教，那么宗教自己能够在未来的社会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宗教学家和宗教徒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扮演色的重要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的的因素：一是它是否能够摆对其向度，也就是服务方向；二是它是否能够成功而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前者是前提，后者是自己在确定方向的努力程度，因而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这里提出来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意味着这个原本似乎不是问题，但在今天实在是个问题。道教作为民族宗教，产生于社会危难时期，民众的生计和困苦无人关心，这个时候道教产生了，它一出现就充当了救治社会的角色。这在当时是不待商议的事情，因为宗教意义就在于它有着普遍的人性和人道的关怀，在社会急需要这样的关怀时刻，道教只能担当起责任来，而且当时的创教者也勇敢地站出来，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当社会步入平静发展时期，道教又试图归宗到最开始的生命信仰上去。生命的关怀同样是普遍的关怀，尤其在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又缺乏对生老病死的关心时，这样的关怀显得很重要。问题是信道者和弘道者如何有个正确的面向。如果把自己的面向定位于向当道者或富贵人服务，甚至谋求当中的好处的话，那则确实有违于宗本。事实上，道教在历史上始终难摆脱类似的困惑，被司马承祯讥为求“终南捷径”的人，如潘旦、林灵素之类，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道教的基本面向，放弃了对普罗大众的广泛关怀。当然，不止是道教受困于这样的问题，所有宗教概莫能外。但有一点是清楚，任何一个宗教，只要它离开了自己的服务对象，偏离了基本的面向，路就会越走越窄，必定不会长久。佛教的唯识宗只是因为思维的过分繁琐而不合中国习惯，曲高和寡，道教没有那样的问题，但道教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囿于自己的小圈子，远离世俗，安于守成，似活在另一个世界，形似超逸，被人们作为天外来客来供奉。《庄子》有则寓言，说牛是愿意被高贵地供奉在宗庙里呢?还是愿意滚一身泥土，活个自在呢?失去了自在，就失去了存在价值。 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实际是同一个向度，只是中间有个递进的关系。面向社会，就是要将宗教普遍和普世的宗教关怀落实在社会行动中去。宗教不是游离在社会生活之外，而是存在于其中。这是宗教存在的理由之所在，是宗教性之所在。可以说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很关心自己的信徒的增减，没有哪个宗教仅靠政府的提倡和保护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宗教的根子只有扎在社会的深层，才有底子，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也才能开花结果。《度人经》强调要广济和超度所有的人，不管对象是什么样的，只有善于超度所有的人，修道者自己才能得到超度。所以说，道教是有这样的传统。在的当今社会条件下，人们因职业、地位、地域、文化、种族的不同及其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分层和分类，日益呈现多元化，因而各自有其特殊的生活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需要关心。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不仅没有占满所有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反而溢出了一个很大的公共社会活动空间，这个公共活动空间就是宗教的舞台。宗教需要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存在的价值。这就是超于各个阶层、地域、文化等多元领域的特殊关系，实行没有偏见和偏私的大众关心，诸如关心社会的疾苦，为人排忧解难，调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缓解社会的冲突，引导人心向善，向往高尚与高贵，主张社会的正义和平等，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行为导向一个稳定而可预期的轨道，减少因为不了解和妒忌产生的相互不信任和敌视，增强彼此的信任感，等等。总的来说，宗教在社会的地位是与社会对它的需要相关的，而且也与它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相关。如果宗教在公共生活中能够在上述方面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它就能够不同程度地满足社会的多方面需求，从而始终站稳自己的地位。如果在社会已经表现了公共关心的需求，而宗教并没这样的准备来履行公共关心的责任时，那么就只能被社会所遗忘。这是任何一种宗教都要避免的情形。道教要面向社会，也就是适应社会的需求，即满足社会关心尤其是对普罗大众的关心。如此，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在社会还没有发出需要信号的情形下，都要随时作好准备。1999年台湾发生的地震灾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道教和基督教都很好地履行了责任，众多的人接受了宗教团体的帮助和关心，人民不会忘记宗教。 这里说的普世的关怀，是超越了民族关系的，是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怀。当今世界，由于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局部和特殊利益关系，将公共利益置于不顾，人类面临自己毁灭自己的情形。地区与文化冲突、种族歧视、武器竞赛、环境恶化等等问题都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世界上的各个宗教都在对此作出回应，寻找各自解决问题的途径，为此，宗教之间也在展开对话。道教不能够对此保持缄默态度，也应该积极地回应，展开对话。以自己的传统理念和一贯态度对此作出表态。比如道教对人与环境和谐态度，对不同思想的宽容态度，及其一贯反对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我相信道教是能够为人类的共同性问题作出重要意义的贡献的。人有种族与肤色的区别，宗教却没有这样的区别，而且要超越各种的区别。我们说道教是民族的宗教，只是在它产生文化背景及其产生地意义上讲的，它一产生出来，就是人类共同所享有的。参与对话的过程就是放大声音、扩大影响的过程，也是实现普世价值的过程。这如同自家有个宝贝，我们知道珍爱，却把它深藏起来。我们可以说没有丢失它，但不能说让它实现它的价值，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在公开它的光亮，以便人类共赏。在这方面，任何的偏爱都是一种偏私。因此，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胆量和勇气，更需要一种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眼光和远见。 面向生活，就是要面向平实，面向平常人的生活，贴近现实，包括在话语系统上近人情。这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走进生活，二是修道者自己的生活化。走进生活，就是走进现实生活。道教徒长期生活在山林之中，时间长了，与现实生活有了距离和隔膜，尽管他们每天也接触不少的人，但那只是外在的，他们与实际的、平常人难能有真正的交心。在天主教里尚且有个信众将自己的隐秘告诉神甫的制度，神甫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作出对错和善恶的判断，从而劝导人们应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便取悦上帝求得宽恕。这之中就有了深入的以心交心，所以神职人员虽然住在教堂里，却没有与生活隔离。道教没有这样的制度，信众到宫观求签或做祈祷，那是试图与神灵沟通，并不直接告诉神职人员多少隐私。道教徒如果不主动贴近现实生活，就难以了解人。既不了解人，又怎样劝人为善呢 ?而且，神职人员不与人们深入接触，就不能发展信众。到目前为止，道教的信众主要靠的是传统的影响力及其人们本能的宗教感情，这种情况长期下去，道教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这里还涉及道教的一个基本信念问题，即道在哪里的问题。毫无疑问，进山人住，或出家修行，都是为了得道，但那也只是得道的方便，未必就一定得道。隐于山林，便于专心修道，山林与宫观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有助于得道，却不必然得道，如果修道者身在山林，心在庙堂，怎可能得道!按照道教的基本理念，道普在一切现象，也普在每个人中间，也就是说，道可在山林，也可在山外，每个人能否得道，在于他的悟性的高低，及其信念是否坚定，意志是否顽强。所以，离开山林，走人生活的社会，未必就是离道远了，古云“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山”，讲得正是这个道理。有的人甚至就没有真正地人过山林，进过宫观，但他们却在真正地修道，未必他们就不能得道。当代中国兴起的新道家，是应当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他们可以不重仪规，不信方术，但他们重视道家和道教的道德品行的修养，崇尚独立不苟、自由超拔的人格风范，看重道家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能力。这些方面正是道家和道教的精髓所在，那么他们不仅能得道，甚至是先于世人而得道。佛教有“教外别传”的传统，禅宗六祖慧能得法嗣衣钵时还未入道，隐秘传教很多年才受印宗和尚的正式剃度。我的意思是，道教神职人员不仅在山里修道，更应当走出山林，在现实的生活中去宣教弘道，甚至应当向那些身在民间而修养很深的人士学习。如此，一能坚固和扩大宗教的社会基础，二能有利于自己修道得道。 修道者自己的生活化，是说修道人应该有平常心，做平等人。修道者既是出家人，又是平常人，有着与平常人一样的人性人情。穿上了道服，过上似与常人不同的生活，但这些只是外在的，实际上他们与平常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的差异。他们仍然有着平常人一样的躯体，过着平常人要过的生活，因而也必然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一样的在于，他们心中有个恒常的信念，并始终依照这个信念去做事。这就是说，出家人不应以外在的形貌的不同常人，而以为自己与别人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有个平常心未见得有什么不好，这恰恰是与别人相沟通的一个条件，也是混入人迹、深发道意的重要心理基础，因为理解了别人，才能够有效地劝导别人向善。南宋时期有个陈楠，道行颇高，却整天混同常人，以匝泥桶为业，人称 “陈泥丸”，然而这既没有影响他有个平常心，更没有影响到他的修道。平常人的心不是人修道的障碍，而是一个方便，人心在此，道心则又在这之外，没有人心，即无道心。做平等人，是说道无偏私，对任何人都一样地平等对待，出家人与未出家人，只要是修道，就有平等人慧的权利，没有人可以有特权。对于修道者来说，需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别人，帮助别人或济度他人，这是功在他人，利在自己。自己只是普罗众生的一个成分，道给予自己的和别人的是同样的多，决不会给自己的多一些，给别人的少一些。同样，任何轻贱别人或自恃傲物的行为，都是对他人或他物的不平等，都是一种偏私，从而也都是道所不屑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修道者基本的操守，也就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平常人的地位上，以平等心去求道。在当代社会，这是宗教适应社会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面向社会和面向生活，这并不等于说不用坚持自己的信念，更不是说混同世俗或等同世俗。作为宗教，宗教信念是必须坚固的，求道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严肃而郑重的选择，所以，修道者应当用整个生命去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或什么位置，信道的意志不可有倏忽的懈怠，在山林之中或山林之外，无论从事哪种事务，都应当被看做修道的实践。信念是要靠意志来维持的，宗教意志任任何一种宗教里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是把信奉上帝和追求真理看做同样的事情的，上帝所谕所示都是真理。我想道教也不会有例外，《道德经》里所讲的“道”绝对是真理，而且是完整而绝对的真理，《老子想尔注》、《太平经》所讲的“道意”不过是真理的人格化罢了。道教徒及其道教学者所追奉的同样是而且只能是真理。人们之所以选取道家和道教，那是因为这种宗教和学说引导人们去追求真理，是一种特殊的追求真理的路径。宗教修炼的过程乃是实现真理的过程，道教教人不能只靠常规的认知方法，要体知体察，知行合一，甚至终身去追求。得，既可以在山林、宫观，也可以在市井百姓之中，如果修道者明白服务社会和深人生活只是一种宗教实践，是修道的一个部分，那么就不会有疑惑，而且会采取主动的姿态，也不会因为进入世俗社会而随波逐流，改变信仰。既然我们踏入了一条追求真理之路，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犹豫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所信仰的对象信不过，二是信奉者自己缺乏勇气和意志。所以，既要坚定的信仰，又要无畏的勇气和执着的意志，可是意志本身是要在实践中经历磨练而增强的，没有亲身实践，不能说自己没有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信道者应当理直气壮地面向社会，面向生活，还应该在实际的生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信念和对生活的态度。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修道者在适应社会、深人生活过程中，如何对自己言行作出恰当的规范。道教在深人世俗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决不可以放松道德方面的要求，反而应当强化自己宗教道德信念，恪守自己的训条，克勤克俭，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宗教的意志。在世俗生活中，修道者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为世人作出表率，凸现异于世俗的情怀和高尚，“德合一里，行合一乡”。以宗教的关怀和热忱，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意志，付诸全部的生命，来从事社会服务和追求真理，这就是宗教的精神。在今天，我们又是多么需要这样的精神！ (作者：广州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博士）
（原载叶至明主编《道教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