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net|论坛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医学故事

福宇山 - 2016/11/4 7:40:14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公元前八世纪春秋战国时代，已有《黄帝内经》这样一部总结了前人医学成就并具有朴素唯物观点的“理论医学”；公元二世纪东汉时代，又由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发展了前人医学理论并结合实践的“临症医学”；嗣后历代，医学巨匠如林、医学名医辈出，充分反映了数千年来中国医学的光辉业绩。然而这些现存的典籍与医学专著，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毕竟还只是医学业绩中的沧海细流，限于种种历史因素，大多湮没于民间或消亡于战乱。而旁见于野史、类书、小说、笔记或民间轶闻琐语之中者，则东鳞西爪，俯拾即是，从不登医学大雅之堂。这一部分资料，虽然有砂混南金、鱼目乱珠者；或者作为文艺故事兴许出于虚构，无从考证；但用来参证作者所具有的医学思想和作者所处时代的医学成就，还是大有可取之处。

晋代干宝撰写的《搜神记》卷六（山徒）有一段叙述：“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亦人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伍緯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这是一篇以观察大自然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相比拟的精辟论述。之所以能出于一个非医家的官僚士大夫笔下，正如其自序中所言：“……考先志于载籍，收遗于当时……”。由此可见《内经》的天人相应学说在魏晋当时已普及应用。至于《搜神记》一书，《晋书》本传说是作者有感于生死之事，而“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鲁迅先生亦说：“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即使这样一部志怪小说尚且有取真去伪，用以考证当时医学的可取之处，则从其它古小说中发掘医学宝藏的价值自然不待另言。

北宋初年的《太平广记》卷八十三收录《逸史》的一则故事《治针道士》：“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按“气”可能指的是“血”）夕渐困惫，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生死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故事讲的是一桩医疗事故，由于医生用针不当，造成患者不应有的损害，几乎难以救治。作者借道士的语言，对这种轻率的医疗作风严加批判，强调治病不可忽视人体解剖、生理等基本要素，并指出错误的所在以及用针取穴的要领。《逸史》原书已佚，《说郛》及《新唐书·艺文志》也皆有收辑。为卢肇所撰。唐宣宗大中元年在其自序中说：“……集闻见之异者，目为《逸史》焉。”既然出自当时的见闻，足以反映当时相当重视在医疗中的科学态度与严谨作风。

《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九收录《北梦琐言》中的一则故事《元頏》：“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名。元颃蟇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损。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妳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蟇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绐也。’其妳仆遵之，此疾永除。”故事强调了治病不可忽视病因的根本原则。误食一虫本来无关紧要，但却因疑致病。这种情况用药物频频治疗，犹如隔靴挠痒，必然难以奏效。只有从消除其病态心理这一关键着手，才得以康复。作者孙光宪为晚唐时官僚，是五代十国时期著名词人，博洽多闻。这篇故事不仅反映医疗心理学方面造诣之深；更反映了“治病求本”这一根本原则，当时在医学上发挥。

宋代洪迈撰写《夷坚志》卷再补载有《金银花解蕈毒》：“崇宁间，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五僧行山间，得蕈一丛甚大，摘而煮食之，至夜发吐，三人急采鸳鸯草生啖，遂愈。二人不肯啖，吐至死。此草藤蔓而生，对开黄白花，傍水处多有之，治痈疽肿毒有奇功，或服或敷或洗，皆可。今人谓之金银花，又曰老翁须。”《夷坚志》巻再补中又载有《治寸白虫方》：“赵子山寓居邵武军天王寺，苦寸百虫为挠，医者戒云：“是疾当止酒。”而以素所躭嗜，欲罷不能。一夕，醉于外舍，归已夜半，口干咽燥，仓卒无汤饮，适廊庑间有甕水，月映莹然可掬，即酌而饮之，其甘如饴。连饮数酌，乃就寝。迨晓，虫出盈席，觉心腹顿宽，宿疾遂愈。验其所由，盖寺仆日织草履，侵红藤根水也。”这两篇故事，前者列举金银花解菌毒的具体实例，并详细描述金银花的形态、产地、功效及用法，还添补了通常别名（忍冬花、二宝花）之外的别名“鸳鸯草”、“老翁须”。唐代甄权的《药性本草》谓其“治腹胀满，能止下澼。”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指出了“散热解毒”的功效。可见唐、宋间对金银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一则故事叙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意外发现红滕根驱虫的药用价值。红藤入药见于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通常谓其“攻血，治气块。”而用于治疗“寸虫白病”在当时实为一新发现，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验证。总之，反映了当时在药物学方面已有的深刻认识并不断充实。

《夷坚志》卷补中的另一篇故事《朱道人治脚挛》：“詹志永，信州人。初应募为卒，隶镇江马军，二十二岁，因习骑坠马，右胫折为三段，困顿且绝。军帅舁归，营医救治开凿，出败骨数寸半年稍愈，扶杖缓行，骨空处骨节再生，独脚筋挛缩不能伸。既落军籍，沦为乞丐。经三年，遇朱道人，亦旧在辕门，问曰：‘汝伤未复，初何不求医？’曰：‘穷无一文，岂堪办此？’朱曰：‘实不费一文，但得大竹管长尺许钻一窍，系以绳，挂腰间，每坐，则置地上，举足搓滚之，勿计时日，久当有效。’如其言，两日便觉骨髓宽畅，试猛伸之，与常日差远，不两月，筋悉舒，与未坠时等。”故事描述一坠马右小腿骨折患者，治愈后肌腱挛缩不能伸展，采用以患肢登在一个竹管上搓滚的办法，促使伤肢功能得以恢复的成功范例；从中还可以探索当时社会和军中的医疗状况。

清代曹雪芹的著名小说《红楼梦》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有这样一段：“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今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应肋下痛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定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 ……。‘……从前若能养心调气之药服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显出现一个水亏火旺的症侯来。待我用药看。’于是写了方子，递于贾蓉，上写的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以上这一段细腻入微的描述，作者通过他笔下的张太医，运用脉诊探讨了肝脏病机，因脉求证，辨证施治。其医学造诣之高深，是其他小说尤其是明、清以前小说、笔记、野史中所难以见到的。不仅表明了一代文豪曹雪芹的博学多才，以及他精深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更表明在曹雪芹所处的康熙、乾隆盛世，医学的发展亦已进入高度水平。

就以上几篇小说而论，其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到底如何，没有必要深究；而其内容的科学性完全可信。它来源于作者的医学思想、医学知识以及平素的医学理论方面：秉承了医学典籍《内经》的基本思想精神；在医疗实践方面：讲求“治病求本”的原则与“辨证论治”的方法；在医疗作风方面：强调严谨的工作作风与科学态度，仅此三方面，就足以充分反映中国医学增添了光辉。

当我们阅读古典小说时，尤其是阅读唐宋时期或更早时期的志怪小说时，经常读到一些所谓神人手传授方药治病的故事；或者一些按现今观点难以理解的治病方法；甚或一些神奇古怪的病症等等不一而足。但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首先承认为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的局限性所决定。只需去伪存真，从中吸取在医学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同样也会有所发现。就以“神人传授方药”来说。故事情节当然是虚构的，或者是为了夸耀该方药神效而伪托与神人。这都无关紧要。而从方药本身研究，某些方药在适应症与功效方面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那些难以理喻的治病方法，如明代冯梦龙评的《太平广记》中引自《南史》的一篇故事《徐嗣伯》：用古冢中已腐缺的“死人枕”煮服治病。“死人枕”何以治病且不探讨，值得重视的是在故事中用此同一疗法，分别治愈老妇的“尸注”、少年的“石蚘”以及另一因邪气入肝而致眼疾的患者。作者还特意借“王宴”这一笔下人物提出询问：“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具差，何也？”结果引出其所以“异病同治”的理论依据。从而反映了中医关于“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的基本观念。另外，那些神奇古怪的病症如《太平广记钞》中引用《独异志》及《志怪》的故事《华佗》及该书引自《广五行记》的故事《洚州僧》：都有“赤蛇从疮出；”或“剖视腹中得一铜枪”甚或“剖视腹中得一物，形似鱼而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类似这骇人听闻的故事屡见不鲜。也许当时是从形象出发以物示病；也许本是以讹传讹，无从考究。即使如此荒诞无稽的故事中，在另一方面仍有可取之处，两篇故事都叙述了患者临终时要求将自己的尸体解剖以明病因。尤其《洚州僧》其弟子还将尸解所得的“病源”，进行药物试验，发现“靛水”可疗此怪疾。其献身精神与科学态度，真切可信。之所以能如此生动的出现于作者笔下，必然是现实存在的反应。

本文虽只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叩钟之作。然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即使仅仅关于医学的宝藏也是无穷无尽的，正有待遇大力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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